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又被称为统治权或者国权。

[20] 参见张研著：《1908帝国往事》，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19]四、理性的宪政之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首先应从培养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做起1908年8月，清朝政府颁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同时颁布了九年预备立宪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又若论英国宪政成绩之好，则不能不归功于其精神力量。而我们渴望宪政的，却大为哗然，觉得九年太远了。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跟君主立宪都属于代议制，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长期以来，我们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清朝灭亡这几千年称为封建社会或封建专制社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他没有明确对宪法生命素进行界定和解释，但他解释了何为法律的生命素：重法的风气乃是法律的‘生命素，而所谓‘重法就是‘真心诚意的奉行法律，也就是信仰法律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一种风气。

所争求者，一是个人种种自由权，二是预闻公事的公民权（或参政权）。这也是中国宪政不能成功的政治理论原因。[38]相形之下，我国环境法学界的前述未经充分论证的说法几乎在未经任何反对和反思的情况下就被广泛接受，反倒是很奇异的现象。

[56]这类利益权衡其实也存在于整个侵权责任法的运作之中。客观上，环境侵权现象的确有着与一般侵权截然不同的现实特征。具体考量因素则涉及：原因行为的公益性（公益性高则受害人容忍度高）、地域区别（工业区与居民区居民容忍程度不一）、时间先后（先于加害者在某一区域居住的更容易获得赔偿）、防范努力（已经采取了最佳防范措施的可指责性自然降低）和公法上标准的遵循情况等。而后者，看起来就是在宣布有损害就有赔偿，加害行为合规与否并不相干。

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范围有限，并且关键词检索方法本身不可避免具有过滤效果，这些案例也许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意义，但至少足以说明，合规这一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像前述通说所主张的那样，对于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毫无影响。但在这个判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法院在确认被告赔偿责任时依据的并非通说所强调的完全占在受害人立场的无过错责任，而是更加强调综合权衡双方具体情况的公平责任，并且，由此在确定被告具体赔偿数据时显然也考虑了被诉行为合规情节。

[46]关于违法性的判断，过去判词的实际论证也表明，法官们考虑的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越法定限度，而是损害是否超出受害者的容忍限度。三、比较法上的启示合规致害问题并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虽然此规范亦是出于保护他人健康或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而设，也就是说，受规制的行为如果不合规范则通常会发生侵害他人权益的后果，但在复杂社会中，特定行为与特定后果之间往往只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因而违反行为规范不一定会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符合该行为规范也不一定不会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40]Monika Hinteregger,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nd Ecological Damage in Europea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7.[41]在环境侵权领域之外，传统上适用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民用航空器责任和产品责任领域，近年来甚至有向过错责任回归的迹象。

[67]在有些情况下，同一表达还可以同时具有授权和赋义务的含义。这两个领域不同只在于实现此种权衡的具体方式：在一般侵权领域，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从过错或违法性要件入手来权衡加害行为违规情节的份量。这起案件之所以得上经典，不止是因为其案情在环境纠纷类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更是因为它开启了当前国内环境法学界的如下通说：是否符合行政法规范并非确定污染者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对照结论迥然有别的一审法院判决书和环保局复函，就会发现二者对于公/私法关系的不同理解。

由此，经过许可制度而得到授权，在一般公众那里往往会形成一种印象：即与此行业相伴的风险已经过一次过滤，至少应该有所降低。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55]Monika Hinteregger,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nd Ecological Damage in Europea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0，P73.[56]有关供电的：Schmeer v. Gas Light Co., 1895, 147 N.Y. 529, 42 N.E. 202, 205有关供水的：Green v. Chelsea Waterworks Co.,1894, 70L.T.547. 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依据这些判例法，明确规定了，制定法授权是异常危险行为严格责任的免责事由之一。一般的介绍，请看：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同前注〔26〕。

例如，德国、希腊和澳大利亚，基于相邻权而提起的环境损害赔偿请求一般要求被诉干扰超过一定的容忍门槛（threshold of tolerance），决定这一门槛的标准是该干扰必须是不同寻常并且导致了重大妨害。如前所述，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通常都是在法律上（乃至在道德上）不具可指责性的行为，如果由机动车辆尾气排放造成空气污染而损害了道路邻近居民健康，就溯及既往地断定并不违规的开车行为是违法的，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与混淆。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亦未要求过错和违法性。日常生活经验即可告诉我们，或大或小的损害时有发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损害都能归因于他人的行为。……上开条文规定‘给他人造成明显损害的，作为被害人请求赔偿之基础，应解为系以违法性之程度，作为斟酌之因素。臻头河水质经监测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不影响河中鱼、蛙生存和沿河农民用河水灌溉。

1987年，一渔场（本案原告）委托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调查X湖污染现状。[24]依据该主张，风险行为人在给他人带来风险的活动中获得了利益，因此，由风险行为人——无论其有无过错——对此活动的不利结果负责，符合利之所生，损之所归的公平精神。

只是，无论将合规情节考虑纳入损害后果、加害行为还是因果关系的认定，其实质都是用旧瓶装新酒，虽然可以有助于减少相关观点被人接受时可能遭遇的阻力，但往往会模糊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使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更不容易为人所理解，因而我更倾向于从合规情节是否能成为特殊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着手讨论此问题。[59]对风险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前述对个体行动自由和相关权益保护的恰当平衡。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只是由于受害人起诉时，政企分离的体制改革早已经进行，所以这一点在该案中并没有作为抗辩理由被提出。

法院认为，从事铁路运输事业者，没有理由不知道机车喷出的煤烟会危害树木，而没有采取相当措施，认定过失成立。而相比受害人，危险行为人往往是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控制损害结果的发生的一方。法院判决称，被告排放的废水无论治理后达到国家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与否，作为向宿鸭湖水库排放工业废水的源头之一，毕竟有一定的污染物最终排入宿鸭湖水库，对污染水库水质并造成损失，必然促使污染物量的增加。数十年过去，人们发现在AB两厂排污口附近出现一块逐渐扩大的水域，其中水色变黑、有明显异味、水生植物死亡、成为无鱼区或基本无鱼区。

因而，符合授权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不能以合乎授权规范而免责。被告排放的废水经田间水沟流入臻头河，最终排入宿鸭湖水库。

而在作为特殊侵权的环境侵权领域，损害却典型地是行为人合规行为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就此而言，我们不应将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行政许可、规制标准等当作安全获得保障的信号，反倒应将之视为被规制领域比不受规制领域有更多风险的信号。

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8页。[64]3.符合附条件授权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指令和禁令都是强制性规范。

不过社会生活上，存在相互一定程度上必须受忍的范围。对于其局限性，法律通常是设有一些补救措施的，包括规定适用范围最高的赔偿限额，不得主张惩罚性赔偿等。程啸：侵权法中‘违法性概念的产生原因，《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18]这是一种表面看起来很有力量的观点[19]。

但因缺氧有多种原因，与上诉人未开增氧机也存在一定关系，在不能具体确定谁的责任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的鱼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故根据上诉人鱼死亡的数量及当时的市场价格以及上诉人起诉主张死鱼损失为5251.6元等情况，被上诉人以赔偿4000元较为适宜。与一般侵权责任不同，本案中的环境侵权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

但除最后一例外，法官判决均认定侵权责任成立。[5]国家环保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复函》(1991年10月10日环法函字第 104 号)。

判令政府负赔偿责任而汽车厂家免责。[46]野村好弘称之为披着过失外衣的无过错责任。